教师（学校）的职业边界在哪里？ | 头条

教师的职业边界缺乏清晰的定义,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本身就似是而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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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连续曝出几则与教师相关的新闻事件。

其一、5月初，湖南衡阳网友质疑当地某中学老师“收入不透明”，“中学教师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和小车？”是不是“截留了学生的学费？”

其二、5月底，中部某省教师“散步”维权，遭遇粗暴“执法”；

其三、5月28日，河南西平县某小学教师因在微信群公布了学生的默写成绩，引发部分家长不满，个别家长称“要老师登门道歉，否则举报到教体局”。该老师深感恐惧，在家长群里道歉：“忽略了个别同学的尊严，以后不再往群里发了......我需要每个月2607元的工资养家，跪求各位家长了！”该老师随后提出辞职。

其四、6月5日，江西赣州某中学校长刘某，身为特级教师，江西省先进工作者，赣州市十佳校长，因抑郁症选择坠落自杀。遗书中写到：“巨大的工作压力让我身心俱疲，我太累了，想休息了，在天堂里我愿意继续做老师。”

其五、高考结束后的6月8日，四川资阳某中学老师杜某被家长舒某纠集的社会人员殴打，起因是杜老师曾制止舒同学在校“耍手机”“耍朋友”，家长对学校老师的管理不满，隐忍到高考后，“考后算账”。学生毕业日，正是殴师时。目前，行凶者已被刑拘。

其六、6月11日，安徽蚌埠，某小学老师因未能及时回复某女性家长的消息，该家长污言秽语，在其他老师解释后，仍冲到学校办公室对同为女性的老师进行暴打。其间，其他家长看不下去，在群内要求该家长道歉，该家长霸气侧漏：我有资格打老师，老师没有资格打我。

其七、6月13日，还是安徽，某小学刘老师因批评了课堂违纪的董同学，被学生的家长堵截暴打，血流满面，额头伤痕达十几厘米。

看来，六月份不仅是考试月，期末月，也是“教师挨打月”“家长泄愤月”。怒怼乃至暴打老师，不仅过瘾，而且安全。教育俨然已沦为“众矢之的”，教师也成如假包换的“弱势群体”。不再奢谈“师道尊严”“天地君亲师”，教师行业早已“斯文扫地”。

无缘无故的恨？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。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

有说源于教师经济待遇偏低，社会地位走低，挨打不奇怪；有说源于学校和教育局“甩锅”，不敢为教师维权，打了也白打，白打谁不打？有说源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，教育沦为“服务业”，“服务”不合格，作为“上帝”的家长顾客，就该打“服务员”。

有说是应试教育催生的压力和“负能量”，宣泄转嫁到老师身上；有专家说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家长”，要提升家长的素质，可问题是，谁来教育“熊家长”？谁敢教育“熊家长”？有群众说是不良媒体恶意炒作，助长了轻师、辱师、贱师的社会风气。

貌似都有一定道理，似乎又“隔靴搔痒”。

职业定位的扭曲和职业边界的缺失

个人认为，出现类似现象原因在于：

其一、教师身份“职业定位”的冲突。全社会对教师的职业“定位”与教师的“自我定位”产生巨大冲突。部分家长、媒体、管理层仍以传统社会“精神人”“圣人”“春蚕”“蜡烛”的职业标准来定位教师，而无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，教育早已不是传统的教育，教师也不再是传统的教师，越来越多的教师日益认同自己“普通人”“职业人”“经济人”的职业定位。两种定位之间的反差必然带来剧烈冲突。

其二、教师工作“职业边界”的反差。社会、家长、媒体，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层，对教师（学校）的职业边界缺乏科学界定，一方面不断扩大教师的“职责边界”，成为“无限责任公司”、老师成为“无限责任监护人”。另一方面，家长的强势、媒体的造势和教育管理层的弱势，不断压缩教师的“权力边界”与“权利边界”。教师挣的是“白菜钱”，操的是“白粉心”，于是造成以下情况：

*质疑教师不该买房买车，因为某些人对教师的职业定位就是“穷教师”；

*举报老师在微信群里公布成绩，因为家长认为老师不具有反馈学生成绩的教学管理权；

*优秀校长坠楼，因为学校承担了过多的非教学负担和考评压力；

*高考过后暴打老师，因为家长认为教师无权将“熊孩子”停课；

*未及时回复消息遭暴打，因为老师应该24小时全天候无缝服务。

以圣人的标准质疑教师的道德，以学者的批评老师的业务，以客服的方式要求老师随时在线，以民工的劳动强度证明老师的“清闲”，以发达地区个别名校的收入推断全国教师的“高薪”……这不正是对教师职业“定位”的扭曲和职业“边界”的紊乱吗？

教师（学校）的职业边界有多混乱？

教师的职业边界缺乏清晰的定义。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本身就似是而非。至于所谓“教书育人”，若“教书”尚有边界可寻，而“育人”，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“定义域”。

1.工作时间边界的扩大。社会上普遍认为教师有“双休日”和“寒暑假”。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，内地大量学校的节假日早已名存实亡。迫于升学压力、学校生存和家长诉求，双休日加班和寒暑假补课现象愈演愈烈，毕业年级（初三、高三）尤甚，越是所谓“重点学校”“名牌学校”，学生在校时间越长，老师无偿加班时间也越长。

2018年5月，《中国教育报》报道河北某县级重点中学的“特色发展之路”。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为“标准化人性化管理”，该部分描述该校的“先进经验”：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，校长便提前来到了学校，5:15成为校长的标志。在校园路口，学校领导会准时迎候着各位主任。处室主任每天早5:20，便在操场上迎候各位班主任；班主任每天早上5:25，笑容可掬地迎候一队队朝气蓬勃的学生……

如果此报道属实，该校校长、处室主任和班主任是几点起床的，又是几点休息的？早上5:25开始跑操，那孩子们又是几点起床的？

类似河北某中学这种“超长待机”现象，在内地愈演愈烈。前述安徽蚌埠的家长在中午给老师发消息，老师没有及时回复，家长勃然大怒。殊不知，中午本就是教师的休息时间，可家长却认为老师应该24小时在线。

当然，部分家长的逻辑可能是：上班时间教师在上班，我也在上班。等我休息了，老师也休息了，正好有时间发消息，老师也有时间看消息。这显然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：家长是完成教育子女的“工作”，而教师则是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“工作”。

部分伟大的教师乐意压缩休息边界，延长工作时间边界，固然值得钦佩，但社会、媒体、家长并没有权力要求全体老师都按这种“高标准”延长工作时间。

2.工作职责（内容）边界的扩张。 如果说教师的职业内容仅仅是“教书育人”，那对当下的教育是太不了解了。现在的学校和老师，除了承担“升学任务”外，其他非教学负担也泛滥成灾。

花样繁多的各类检查、评比、“迎检”、“创建”。教学检查、质量评估、文明创建、卫生城市、安全校园、扶贫、继续教育、花园单位、交通治理、传统文化进校园、特色体育创建……名目繁多，推陈出息。上边千根线，下边一根针，标准越来越高，要求越来越细。要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台账、有表格、有照片、有体会、有反思、有评比。作为业务性很强的事业单位，学校和教师为各种检查和“创建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。

2017年5月，李镇西老师开展了一项题为《请问，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》的调查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787位教师参与问卷调查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：除了基本教学任务，以下哪些事情耗费了您的时间和精力？调查结果如下：（多选）

选项	小计	占比
改不完的作业	728	26.1%
逐一回复家长信息	90	3.23%
组织家长参与学校活动	81	2.91%
处理特殊学生问题	597	21.4%
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	1148	41.1%
填写内容相近的各类表单	656	23.5%
参与各级各类会议或培训	923	33.1%
组织训练学生参加活动	262	9.4%
参与学校临时交办非教学类任务	1508	54.1%
参与完成各级各类的检查任务	1908	68.4%
其他	125	4.49%
本题有效填写人次	2787

如上表，“迎检”占据非教学任务第一名；其次是非学校交办的非教学任务；第三名是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。

责任大过天、难度赛登天的各类“安全责任”。如今，“学生安全”压倒一切。安全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展：运动安全、饮食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物安全、交通安全、心理安全、网络安全……每一项都成为“不可承受之重”，尤其班主任，可谓“闻安全则色变”，几成惊弓之鸟。

针对教师和学校的职责无限扩张的趋势，网上流传一副对联：

教书、禁毒、扶贫、网安、迎国检，眉须俱抓无所不能

坚韧、执着、忍辱、负重、吃万苦，境界合一一将封神

横批：班主任。

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在非教学任务上耗散过多精力，在教学中必然精力不足，教学质量降低了，自然催生更多问题，衍生“非教学负担”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学校（教师）权力与权利边界的萎缩。随着媒体和专家倡导“人性化教育”、“保护儿童个性”、“办人民满意的教育”、“规范办学行为”，办学的约束越来越多，教师的课堂教学自由度每况愈下，家长的教育干预越来越深。

理论上，按照管理学的一般规律，责、权、利三者应该是正相关，而现实是，与日益攀升的“无限责任”形成鲜明对照，学校（教师）日益缺乏起码的管理权，且人身权利（经济权、休息权、健康权、人身安全权、名誉权）都每况愈下。

这就造成了连锁反应：对教师赋权不足使教师履职能力受限；职业权利（收益）的贫困使教师履职动力不足；履职效果欠佳催生管理层更严厉的“问责”；于是，教师陷入“责任大、权力小、权利弱、高风险、低收益”的境况。而学校、家长、学生、教师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学校成了提供产品（分数）的“公司”、“工厂”；家长成了予取予求的“上帝”、“客户”；学生成了惹不起的“祖宗”、“熊孩子”；老师成了捉襟见肘的“奴隶”。

面对学生，教师逐渐丧失了“批评权”，成为“保姆”；面对家长，教师也不再是“先生”，而是小心翼翼的“客服人员”；面对领导，教师则成了“提线木偶”。职业风险和职业收益的不对等，已经催生部分有能力的教师用脚投票：逃离公办学校。而更多的老师则选择明哲保身，竭力避免当班主任。

道德边界的“双重标准”。有一个词儿叫“道德”。

人们买西瓜，主要关心西瓜甜不甜、价格低不低。瓜农人品如何，脾气是否暴躁，不是主要考量因素。人们买房子，主要关心房子质量、朝向、户型、位置，至于开发商的私德如何，不是考量的基本因素。可老师，就不一样了。

由于教育的产品是“人”，是文明、道德的再生产，牵涉民族的基本素养，所以，社会对教师行业附加道德要求，无不妥。但问题是：“较高的道德要求”该有多高？

把个别教师的高道德操守当成全体教师的基本规范，是否恰当？社会是否将教师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？规范教师行业基本准则vs宣扬感人泪下的道德楷模，哪个才是科学的做法？要求教师无上限牺牲自己成全学生的，是否涉嫌“道德绑架”？

胡适说，一个肮脏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，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，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。一个干净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，人人都争当高尚，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，人人都大公无私，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。

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、熟人社会，用道德规范人际关系，其成本最低。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、生人社会，用法律规范人际关系，其成本最低。谨希望，我们有一天可以用法律来规范教育，让行业边界越来越清晰，教师的职业边界越来越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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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丨隐蔽的历史（ayguoshan）

作者丨安阳 郭山

责编丨陶小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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